更新时间：2025-06-01 07:28:09 点击量：
为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死亡之谷”困境，打通“最初一公里”，中国正加速推进概念验证中心的探索与建设。系统梳理美国概念验证中心（PoCCs）的萌芽期、规模化发展期、多样化成熟期等3个阶段的发展路径，进一步探究美国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概念验证中心的运行模式，总结出美国概念验证中心主要发挥技术验证、市场价值发现及资源整合等三大功能，且运行模式以多元主体共建、分阶段赋能和生态化协同为显著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当前概念验证中心建设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概念验证中心（Proof of Concept Centers，PoCCs）是连接基础科研与商业化的重要桥梁，旨在加速科学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并实现产业化的进程。其核心功能是通过资金支持、商业指导和资源整合，帮助科研人员验证技术可行性、评估技术商业价值及降低技术培育的早期风险。中国概念验证中心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概念验证中心的定位、职责、建设要素及运行模式等正在开展积极探索。美国在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助力创新主体打通“最初一公里”并跨越科技成果转化“死亡之谷”方面，已进行了20多年尝试，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与案例。这些成功经验与案例能为我国现阶段建设与运行概念验证中心，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进而减少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提供重要参考。为此，本文通过总结美国概念验证中心3段发展历程的主要特点、运行模式以及两个典型案例的建设运营情况，归纳概念验证中心的主要业务职责及功能，并进一步结合国内具体情况，为中国概念验证中心建设及运行提出针对性建议。
2001年，冯·李比希创业中心（Von Liebig Entrepreneurism Center）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成立，标志着美国PoCCs进入萌芽期，随后美国PoCCs又经历了规模化发展期及多样化成熟期共3段发展历程：①在萌芽期，美国PoCCs实行高校主导下的“创新资助+导师制”运行模式；②在规模化发展期，美国PoCCs实行政府与资本协同介入的运行模式；③在多样化成熟期，美国PoCCs实行垂直深化与全球化布局的运行模式。下文将围绕主要特征及运行模式对3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分别进行总结。美国PoCCs发展时间轴如图1所示。
1.1 萌芽期（2000—2010年）：高校主导下“创新资助+导师制”模式
在1980年《拜杜法案》的推动下，高校面临专利数量激增但转化率不足15%的困境，技术成熟度位于TRL3—TRL5阶段的科技成果的“概念验证缺口”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瓶颈，大量技术因缺乏资金和商业转化支持而“沉睡”于实验室。为跨越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与技术产业化之间的“死亡之谷”，2001年美国第一个由私人基金会捐赠的PoCC——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雅各布斯工程学院冯·李比希创业中心（Von Liebig Entrepreneurism Center）成立，标志着美国进入了PoCCs探索期。2002年，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德什潘德科技中心（Deshapanda Technological Center）。作为美国最早成立的概念验证中心，这两个机构因大幅度提升了高校科技成果的商业化率，成为典范。据美国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统计，2000—2010年间全美共成立了23家高校概念验证中心，累计支持了2 000多个项目，衍生企业存活率达65%，高于全美初创企业的平均水平（40%）。截至2010年，这些概念验证中心撬动风险投资超5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和清洁技术领域。该阶段，概念验证中心的诞生对大学的技术成果转化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美国于2009年发布的《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和2011年发布的《美国创新战略：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与繁荣》都指出：创建概念验证中心，可以优化高校、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协同创新能力，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商业化。这一时期的概念验证中心为美国后续创新生态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成为全球效仿的标杆模式。
美国萌芽期的PoCCs呈现出政策与经济驱动、高校主导与早期生态构建等特征。互联网泡沫破裂引发对基础研究与商业化断层的反思，加之1980年颁布的《拜杜法案》在2000年释放的政策红利，共同推动高校主动介入科技成果转化进程，思考如何突破“死亡之谷”，打通“最初一公里”，促使高校成为该阶段概念验证工作的主要实施者。高校通过小额资助、商业指导及基础设施支持，有效填补了实验室成果与市场化间的验证空白。政府机构与私人基金会通过区域试验推动构建创新生态，但资金主要依赖公共部门，私人资本参与较少。总体而言，此阶段以“学术驱动、试错导向”为核心，初步搭建了技术转化的桥梁，虽然未形成稳定模式，但为2010年后的市场化扩展奠定了基础。
该阶段的主要运行模式包括高校自主型、产研融合型及校校、校研协同型等3类。①高校自主型：以麻省理工学院成立的德什潘德科技中心（Deshapanda Technological Center）为代表，其资金来源高度依赖学术生态，60%来自基金捐赠，30%通过与企业合作获取。该模式的核心特色在于构建了“技术导师+行业高管”双轨辅导机制，由学术专家进行技术可行性评估，同时引入企业高管指导商业化路径设计，形成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双向赋能。②产研融合型：以德州医学中心为标杆，该中心企业赞助资金占比达50%，同时通过技术授权实现收入闭环。该模式基于产业需求反向定义科研验证方向，由医疗产业龙头企业提出临床痛点和需求，反向驱动科研团队定向开发验证方案，确保技术研发与市场需求高度契合。③校校、校研协同型：以俄亥俄“第三前线”（Ohio Third Frontier，OTF）为代表，该机构于2002年由肯他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等8所区域大学共同创办，延续至2015年。该机构组建了共21亿美元的专项资金池，运用成熟的评奖流程，筛选出色的团队与有潜力的技术人才，并给予资金支持，通过协同验证提升验证效率。其中，超过60%的OTF资金被直接用于健康医疗与生物科学领域的创新以及对该领域企业的引进。
自2011年起，美国概念验证工作便受到美国联邦政府的高度重视。2011年3月，奥巴马宣称把创建PoCCs作为投资“i6绿色挑战计划”的主要路径，旨在帮助解决信息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的相关问题，以及应对关乎经济繁荣发展的其他重大社会问题，该计划也是“创业美国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1—2020年期间，美国PoCCs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呈现“政策赋能、垂直深耕、区域联动、工具创新”四大趋势，构建了从基础科研到产业化的完整支持网络，为全球创新体系升级提供了系统性范本。该阶段经验表明，开放协作的生态与领域内的专业化能力是跨越“死亡之谷”的关键。该时期的典型机构包括国家科学基金会创新团队计划（NSF I-Corps）、波士顿概念验证联盟（Boston POC Alliance）、得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ACC）等。
这一时期的主要运行模式包括政府—高校联合型、区域集群型、垂直领域型、加速器衍生型等4类。4种运行模式各有特点，分别从不同角度推动了技术的可行性验证及商业价值评估。①政府—高校联合型：典型代表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设立的I-Corps项目，其80%的资金来源于联邦拨款，剩余资金由企业赞助。该模式以标准化商业验证方法论为核心，围绕“客户发现—价值主张”开发系统化课程，要求科研团队进行500次以上客户访谈从而验证市场需求，最终将基础研究转向可落地的商业场景。②区域集群型：该模式的代表机构是波士顿概念验证联盟，其资金主要来源于高校联合基金和产业基金，核心机制为跨校资源共享和产业需求定义验证方向。通过高校和产业界的紧密合作，共同推动概念验证和技术创新。③垂直领域型：该模式的代表机构是MD安德森癌症中心。该中心的资金主要来自医药企业和技术授权收入，其核心机制为临床需求驱动与合规性前置评估，通过与医药企业合作及技术授权，专注于特定领域的治疗开发和技术创新。④加速器衍生型：代表机构是Y Combinator科研部，其资金来源主要为风险投资基金，部分资金也通过股权置换的方式获取。该模式强调极速验证，通过90天冲刺计划推动项目完成最小可行产品开发，并以Demo Day路演为核心节点，集中对接资本与产业资源，实现技术验证与商业融资的高效协同。
2021年，美国通过的《无尽前沿法案》将概念验证纳入国家科技战略，要求联邦机构每年投入至少2%的研发预算支持早期技术验证。该阶段，美国PoCCs从规模化扩张转向垂直深化与全球化网络构建，同时借助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验证效率，标志着成熟期的到来。该阶段的典型机构有马里兰大学量子技术中心（Quantum Technology Center，QTC）、MIT-Broad研究所BioPoCC、得克萨斯医疗中心（TMC）创新工场等。该阶段的PoCCs呈现领域垂直化与专业化、方法论标准化与工具创新、国际化布局等特征，并进一步向细分领域深化。例如：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治疗开发中心专注于生物医药；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出现专业验证平台，如马里兰大学的量子技术中心（QTC）。此外，该阶段的NSF I-Corps推广“客户发现—价值主张”方法论，并通过7周培训将科学家转型为创业者，参与者创业成功率提升3倍；硅谷加速器Plug and Play Tech Center与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等共建跨境验证平台，推动技术跨国落地；美国PoCCs与欧洲创新理事会（EIC）合作，共享清洁技术验证数据库等。
多样化成熟期的运行模式主要包括技术极致专业化型、自动化赋能型、超级集群型、极端场景模拟型和伦理合规型等5类。①技术极致专业化型：该模式以马里兰大学QTC为代表，其60%的资金依赖于联邦专项基金，同时依靠与企业合作来推动技术专业化发展。该模式利用模块化实验室和产业沙盒测试，使技术研究更加精准、高效，同时也为技术商业化应用提供实践平台。②自动化赋能型：该模式以MIT-Broad BioPoCC为代表，其资金主要来自生物医药企业的赞助和技术授权。该模式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加速生物验证的进程，不仅提高了研究效率，还使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更加迅速、精确。③超级集群型：该模式以得克萨斯医疗中心创新工场为代表，其资金来源包括医院联合基金和医疗保险收入的反哺。该模式通过临床数据的实时接入和医生委员会对需求的定义，推动医疗创新和医疗服务改进，使得医疗技术更加贴近临床需求和患者期望。④极端场景模拟型：该模式以加州理工学院STVL为代表，其资金主要来自NASA合同和商业航天公司的投资。该模式通过地外环境模拟舱和军民融合知识产权策略，模拟极端环境下的技术应用及其所面临的挑战，为航天探索和军事应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⑤伦理合规型：该模式以纽约AI伦理验证中心为代表，其资金来自政府监管基金和科技公司的会员费。该模式通过多维度伦理评分和动态认证体系，确保AI技术发展符合伦理标准和社会规范，为技术创新提供伦理保障。
麻省理工学院（MIT）德什潘德科技中心是美国高校概念验证中心的突出代表。2002年，企业家、慈善家德什潘德夫妇名下基金会出资2 000万美元在MIT的工程学院成立了德什潘德科技中心，并由MIT校企、校友会、教职人员和通过项目成功孵化的企业的管理者捐赠后续资金。德什潘德科技中心依托MIT雄厚的技术研发实力和独特的“创新及企业家”文化，选取具有商业化潜质的高质量研发项目，与新英格兰地区的科技企业及风投资本合作，通过提供点燃资金（Ignition Grants）、续期补助资金（Renewal Grants）及相关服务来支持MIT的科研人员进行技术商业化。从2002年成立至2019年底，德什潘德科技中心累计为MIT超过125个初期技术项目商业化提供了至少1 700万美元的资助，为400多名研究人员提供了支持；共有100多位“催化剂”导师和其他来自企业或创业团体的人士，无偿为技术研发者提供技术商业化方面的指导和服务；近30%的项目通过成立公司实现了产业化，这些企业累计吸引了8亿美元的后续投资，资本放大效应高达47倍。下面将从团队职责分工、项目资助模式和服务内容等3个方面对德什潘德科技中心进行介绍。
MIT德什潘德科技中心由项目管理与决策层、技术支持与验证团队、外部导师团队、跨部门协作团队等构成。①项目管理与决策层由中心负责人、项目经理和战略顾问组成，负责整体战略制定、项目筛选及资源调配。具体而言，该团队主要负责制定年度资助计划，筛选具有商业化潜力的科研项目，并监督项目进展，确保技术开发与市场需求匹配。②技术支持与验证团队由技术专家、工程师及数据分析师构成，主要负责协助科研团队进行技术原型开发与验证，提供实验设备和场地支持，解决关键技术难题。③外部导师团队主要由风险投资人、企业家和科技企业高管组成，负责商业可行性评估，优化技术商业化路径，指导科研团队设计商业模式，以及对接产业资源与投资机会。该团队的特色之处是设立了大量的行业催化员（Catalyst），覆盖化学与材料、医药健康、能源环境、仪器设备等7个领域。催化员一般是经验丰富的企业家或行业专家，为受助人创业提供市场分析、商业规划、融资和团队建设等多方面的指导。④跨部门协作团队由MIT校内其他院系及外部企业人员构成，负责整合多学科资源，推动技术交叉创新，同时联合企业开展应用场景测试，加速技术产业化。
项目评审：所有项目均需要通过遴选后才能得到资金支持。遴选之前，所有项目都须提交预申报书，并遵守“预申请—正式申请”制度。首先，评审委员会审核预申报书，从中选择最具吸引力的项目，要求申请人进一步完善；其次，申请人提交正式申报书；最后，通过遴选委员会评议和筛选后的项目将进入点火资金资助评议环节。点火资金的资助评议主要考量前期技术基础、商业化的可行性和影响力、3年内成立公司的可能性、资助金额（5万美元）是否足够推动项目实施、德什潘德科技中心支持对项目成功的必要性以及项目团队的主观能动性和项目的榜样效应等。
点火资金（Ignition Grants）：对于通过点火资金评议遴选的项目，德什潘德科技中心将提供为期一年共5万美元的先期资助，帮助项目团队继续进行概念验证或模型开发。在项目团队完成阶段目标并证明项目可行性后，项目申请人会被邀请申请续期补助金。在资助过程中，每个项目将被分配一名催化员，对其进行商业化指导。
续期补助金（Renewal Grants）：旨在支持项目团队改进创新成果，助力团队系统地探索其潜在市场价值和商业可行性。续期补助金的最终目标是吸引足够投资，实现产品商业化，进而促使初创企业成立并完成技术转移。补助金额从5万到15万美元不等，单个项目获得的补助金总额不超过25万美元。续期补助金的遴选准则和点火资金类似，但更强调技术的商业成熟度，包括能否在1~2年内成立初创企业、是否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和概念证明、风险是否可控，同时增加了对POC结果、实验数据等内容的评估。
MIT德什潘德科技中心面向校内教师和博士生，提供以下服务：①分阶段资金支持：为早期技术项目提供最高5万美元的资助，用于验证技术可行性；针对已通过初步验证的项目，追加最高25万美元的资金，以支持原型开发、市场测试和商业化路径设计。②技术验证与原型开发支持：通过提供实验设备、数据分析和技术专家团队协助，验证技术原理的可行性和潜在应用场景；支持科研团队完成原型设计与测试，降低技术转化风险。③商业化辅导与外部导师机制：由风险投资人、企业家及科技企业高管组成外部导师团队，全程指导科研团队优化商业模式；筛选具有产业经验的导师，开展创业催化工作，提供技术商业化路径设计、市场策略制定等一对一辅导，帮助项目对接天使投资和风险资本。④投融资对接与资源整合：与新英格兰地区风险投资机构、科技企业建立合作网络，为项目提供融资渠道；联合企业开展应用场景测试，加速技术产业化。⑤跨学科协作与培训体系：联合MIT工程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开设商业化课程，培养科研人员的商业思维；举办讲习会、模拟路演等创业培训活动，提升科研人员的项目管理与商业运营能力。⑥知识产权与法律支持：虽然德什潘德科技中心未直接管理知识产权，但MIT技术许可办公室（TLO）为项目提供专利申请、技术转让等服务，两者形成互补支持。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于2013年和2015年分阶段启动加速创新中心计划（NCAI）以及研究评估与商业化计划（REACH），构建了覆盖19个州的概念验证中心网络。该体系通过分阶段赋能机制推动医学技术转化：初级阶段，为1年周期项目提供5万美元资助，聚焦技术可行性及商业潜力验证；进阶阶段，为2年以上周期的项目追加20万美元支持，以系统性提升项目成熟度直至吸引外部资本。其操作框架虽然借鉴了MIT德什潘德科技中心的模式，但在战略布局、转化路径及组织架构层面呈现显著的差异化特征。
NIH通过两个中心构建互补式技术转化网络：NCAI中心由29家医院及研究机构联合运营，专注长周期、高投入项目，资助强度与周期适配复杂医学技术开发需求；REACH中心依托58所高校资源，侧重快速熟化技术，通过广域站点分布与灵活资助机制降低技术转化门槛。该分工实现了资源错位配置，形成了覆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的全链条支持体系。
NCAI和REACH两项计划都通过商业化思维深度介入实验室研发，建立资本放大目标导向机制。具体而言，这两项计划都要求验证项目后续外部资本投入能否超过NIH资助金额的30倍，以此破解资金链断裂所导致的早期成果转化失败问题。该模式通过技术价值显性化设计，吸引风险资本提前介入生物医药创新链，推动形成学术创新、资本投入、产业化的正向循环。
为提升研究者的商业素养，NIH构建了三层次能力培养体系。通过讲习会、模拟路演等方式增强研究者的项目管理能力与领导能力，提升其基础技能；整合外部产业顾问，打造专家支持网络，为研究者提供市场情报与技术评估支持；设立专职运营团队，配置导师、项目经理等人员，分阶段介入技术验证、团队组建及融资谈判等环节，帮助提升研究者对项目各流程的把控能力。
综上，NIH概念验证网络通过差异化定位、资本杠杆设计与系统性能力建设，重构医学技术转化生态。其核心创新点在于将市场化逻辑深度嵌入公共科研体系，为生物医药领域早期成果转化提供了制度性解决方案。
美国概念验证中心作为连接基础研究与商业化的关键枢纽，其核心职责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降低技术市场化风险以及培育创新生态。结合具体的发展历程与典型机构的运行特点，美国PoCCs主要职责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提供早期资金支持，填补“死亡之谷”资金缺口。PoCCs通过种子基金资助处于早期阶段且缺乏常规融资渠道的科研项目，帮助验证技术可行性与商业潜力。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REACH计划通过分阶段资助，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②开展技术验证与商业评估，降低转化风险。PoCCs基于技术可行性、应用场景、市场竞争力、知识产权等多维度评估，筛选高潜力项目。例如，MIT德什潘德科技中心通过多学科委员会评议申请项目，并为优秀项目提供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路径规划，同时引入外部专家团队，结合行业动态为项目提供商业计划指导，确保技术符合市场需求。
③搭建产学研合作桥梁，促进资源整合。PoCCs通过建立创新网络，促进学术界与产业界的互动。例如，冯·李比希创业中心通过每周的顾问咨询服务，推动大学与企业的技术交流；MIT德什潘德科技中心则通过“思想流”等活动连接科研团队与投资者，加速技术产业化；此外，NIH的NCAI与REACH计划通过构建覆盖多州的共建网络，整合医院、高校等的资源，扩大服务辐射范围。
④培育创业能力与创新文化。针对科研人员商业经验不足的问题，PoCCs设计体系化培训课程，形式包括创业讲座、模拟路演、导师指导等。例如，冯·李比希创业中心通过课程与论坛培养了千余名创业型人才；MIT德什潘德科技中心则通过给“催化项目”配备专家导师，提升科研人员的商业思维与领导力，同时该中心还通过支持学生参与项目，从早期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
⑤推动政策与资本协同，构建可持续生态。PoCCs的运行依赖多元化的资金支持与政策引导。例如，奥巴马政府通过“i6绿色挑战计划”向多个中心注资，推动清洁能源技术转化。此外，PoCCs也通过成果转化收益反哺运营，形成良性循环。例如，科罗拉多大学利用知识产权商业化收入支持新项目，保证资金链的可持续性。
⑥孵化衍生企业，加速技术商业化。PoCCs不仅验证技术，还直接参与企业孵化。通过构建“验证—孵化—投资”一体化平台，PoCCs能够深度介入初创企业的技术迭代、商业模式设计和资源对接等环节，显著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这种深度孵化模式要求PoCCs运营团队具备技术研判、商业策划和资本运作的复合能力，同时需要建立灵活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协调高校、科研团队和市场化机构的多方诉求，最终实现从实验室成果到市场化产品的无缝衔接。
美国概念验证中心主要发挥着技术验证、市场价值发现以及资源整合等功能。这三大功能的协同作用，使得美国概念验证中心既非单纯的技术测评机构，也非普通的孵化平台，而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架构师”——既通过技术守门确保创新质量，又借助价值发现重塑商业逻辑，更依托资源整合重构产业关系网络。这种先进的功能定位，为我国构建本土化概念验证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范式。
作为创新链的“质量过滤器”，美国概念验证中心通过建立严谨的技术可行性评估机制，确保早期科研成果具备向商业化过渡的基本条件。例如，MIT德什潘德科技中心采用分阶段验证流程，对项目进行多轮技术成熟度审查：初期由跨学科专家组对技术原理的原创性与可重复性进行验证，若发现实验数据不达基准阈值则终止支持；进阶阶段则聚焦原型机功能的稳定性测试，确保其符合工业级应用标准。这种筛选机制有效规避了“伪创新”进入产业化环节。
美国概念验证中心通过植入商业化思维，深度挖掘技术的潜在市场价值。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冯·李比希创业中心为例，其独创的“双向需求映射”模式极具代表性：一方面，组织产业分析师对医疗设备项目进行临床场景模拟，量化其解决未满足医疗需求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引入风险投资人构建财务模型，测算创新技术替代现有方案的成本优势。
美国概念验证中心擅长构建跨领域资源网络，形成创新要素“超级连接器”。斯坦福大学BioDesign中心通过设立“三螺旋合作平台”，系统性整合3类资源：①接入FDA审批专家库为医疗器械项目提供合规性预审服务；②嵌入硅谷创投圈定期举办技术路演，以实现资本精准匹配；③联动梅奥诊所等医疗机构搭建临床试验绿色通道。
中国推动概念验证中心建设的战略部署，植根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层逻辑框架。从内生动力层面来看，我国科技创新体系面临基础研究投入产出效率偏低、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等问题，揭示了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断层的现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和行业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可见，政府高度重视中国概念验证中心的建设与发展。自2018年西安交通大学成立首个高校概念验证中心以来，中国概念验证中心建设已形成多层级、多领域的探索格局。截至2025年，北京、上海、深圳等20余个城市布局了200余家概念验证中心，覆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其功能定位聚焦于技术可行性验证（TRL3—TRL5阶段）、原型开发及市场潜力评估。但随着我国概念验证中心的不断发展，问题也不断涌现，其核心矛盾可解构为以下3个维度。
PoCCs侧重于解决技术成熟度位于TRL3—TRL5阶段的科技成果与中试或市场化的关键衔接问题。然而，部分高校院所将PoCCs异化为传统的技术开发平台或产学研合作载体，混淆了概念验证与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的功能边界。此外，部分企业和投资机构对概念验证中心（平台）的作用和价值认识不足，对其验证后的成果接受度不高，限制了中心（平台）的业务拓展。与美国相比，我国PoCCs在风险收益共享机制、动态定价模型等制度创新方面存在显著代际差距，导致自我造血能力提升速度低于规模扩张速度。
其次，主体适配性偏离国际经验范式，战略规划与区域产业禀赋存在结构性错配。
美国PoCCs呈现显著的“源头创新导向”，斯坦福、麻省理工等TOP50研究型大学的运营制度逻辑强调“技术溢出半径最小化”原则。而我国运营主体构成呈现多元化特征，高校、科研院所、三甲医院、产投机构及公共服务平台等主体形成碎片化布局。这种布局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服务覆盖面，但造成技术验证专家库建设离散化，核心验证能力标准差扩大。同时，不少地方PoCCs建设未完成产业技术路线图（ITRM）编制，导致服务供给与区域创新体系需求存在能级落差。
概念验证工作需要从业人员同时具备技术理解能力、市场洞察力及项目管理经验，即“π型人才”。然而，我国此类复合型人才储备严重不足，特别是在半导体、生物医药等硬科技领域，能够真正贯通技术研发与商业落地的专业人才尤为稀缺。许多技术经理人缺乏完整的项目实操经验，导致大量早期技术难以得到有效验证和孵化。我国尚未建立起系统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机制，高校在技术商业化教育方面的课程设置和实践训练明显不足。许多从业人员需要经过漫长的摸索才能掌握技术评估、知识产权运营、投融资谈判等核心能力，导致人才供给难以匹配概念验证中心快速发展的需求。相比之下，国际先进经验表明，建立标准化、实战导向的培养体系可以显著缩短人才成长周期，提升概念验证的成功率。
上述制度性困境折射出我国在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中面临的深层矛盾：如何平衡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如何协调专业化分工与系统集成、如何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动态均衡。而破解路径是构建“主体—功能—资本—产业”四维协同治理框架，通过制度创新消解科技创新价值链的“中间凹陷”效应。
结合中国现实国情，同时借鉴美国PoCCs的经验，对于中国概念验证中心建设与运行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中国概念验证中心建设要突破传统的单一主体模式，建立多元化主体共治的治理体系。可由政府部门牵头进行顶层设计，依托“双一流”高校及新型研发机构设立实体化运营中心，同步引入行业龙头、产业技术研究院作为战略合作伙伴。通过建立区域创新联合体，打通包含基础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概念验证（PoC中心）、中试熟化（产业创新中心）以及商业应用（科技园区）在内的全链条通道。借鉴美国斯坦福大学Bio-X计划的成功经验，构建跨学科技术经纪人网络，实现高校专利池与产业需求库的智能匹配。重点强化北京、上海等科创中心城市的枢纽作用，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的协同验证网络，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碎片化。
破解当前过度依赖财政拨款的困境，构建三级资本支撑体系。首期由中央及地方财政设立概念验证专项基金，采用“前补助+后奖励”的方式支持种子期项目；中期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探索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设立概念验证母基金，对通过技术评审的项目进行跟投；后期建立风险补偿机制，联合保险公司开发技术验证责任险，降低社会资本参与的风险。借鉴深圳“天使母基金”经验，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重点支持高校衍生企业的早期验证。同步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技术验证债券等金融工具创新，构建从概念验证到IPO的全周期资金支持链。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验证标准体系，参考美国NSF I-Corps计划制定《技术可行性评估指南》和《商业化成熟度评价规范》。对项目推行全生命周期管理，设置“实验室原型—工程样机—商业模型”三级验证阶梯，实施分阶段动态淘汰机制。开发智能化验证平台，集成技术成熟度（TRL）、制造就绪度（MRL）、市场适配度（MAL）等量化评估模型，实现验证过程的数字化追踪。建立覆盖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的专家智库和验证案例库，开发可复制推广的验证工具包。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等试点区域，率先推行“概念验证护照”制度，实现跨区域验证成果互认。
构建区域产业适配度评价指数，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制定差异化发展路径。例如：在长三角智能制造集聚区重点布局高端装备验证中心，粤港澳大湾区侧重生物医药与数字技术验证，成渝地区聚焦军民融合技术转化。推行“双向揭榜制”，通过产业需求反向推导技术验证方向，建立动态技术路线图调整机制。借鉴苏州经验，围绕重点产业集群打造“概念验证—中试基地—产业园区”三位一体的垂直孵化生态。在中西部资源型城市探索“飞地验证”模式，通过东部技术验证中心+西部产业应用场景的跨区域协作，破解欠发达地区创新资源匮乏难题。同步建立技术验证与地方“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计划的衔接机制。
构建“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支持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开设技术转移专业硕士培养项目，参照美国注册技术经理人（RTTP）认证体系建立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在概念验证中心内部设置“技术甄别官”“商业架构师”“资源连接官”等3类核心岗位，形成覆盖技术评估、商业设计、资源整合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实施“产业导师倍增计划”，从华为、宁德时代等领军企业中选聘技术专家组建产业顾问团。建立市场化激励机制，允许技术经纪人通过“底薪+项目分红+股权期权”方式获得经济收益。在深圳、杭州等创新活跃城市试点建设“概念验证人才特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集聚高地。
本文来源自《创新科技》杂志2025年第3期。陈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李丽萍，成都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彭刚东，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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